远光|海外大厂被裁华人自述:被推特裁掉两周又返聘,不敢再申请带薪休假-焦点速讯
出品 | 搜狐科技
作者 | 潘琭玙
【资料图】
编辑 | 杨锦
海外科技大厂进入寒冬。
近期,亚马逊、推特、Meta、微软、Intel等科技巨头先后传出裁员消息。公开数据显示,自2022年以来,截止到11月22日,有850家海外科技企业裁减员工总数达137159人,每月裁员规模超过1万人。11月,在各大厂宣布裁员后,单月总体裁员人数超4.5万人。
今年,苹果、微软、亚马逊、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以及脸书母公司 Meta 市值损失了逾 3 万亿美元 (约合 21 万亿元人民币)。在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中的权重从 2020 年 9 月创纪录的 24% 降至约 19%。
一纸裁员信后,“打工人”何去何从?近日,搜狐科技对话了三位海外大厂被裁的华人员工,以下是他们的自述。
1
“我只有两个选择:四个月内在新加坡找到工作,或者回国。”
小Y,新加坡Meta,招聘猎头
在上海某外企工作五年后,我收到了来自Meta的工作机会邀请。作为单身女青年,我没有养家的顾虑,海外大厂光环以及异国的未知,都让我忐忑又激动。
今年6月,我打包行李来到新加坡,入职Meta的招聘部门。
初来乍到,第一印象是新加坡很小,国土面积相当于1/8个上海。我所在的办公室也不大,但是部门人数出乎意料的多。这两年公司疯狂招人,招聘部门也快速扩张,甚至冻结招聘期间,依然有新员工入职。
入职后,听闻公司要缩减开支,有一天去食堂吃饭的时候,发现窗口减少了,原先同时开放的亚洲菜、印度菜和国际饮食窗口,从那天开始,改成了每日轮换开放的形式。
(新加坡Meta的食堂菜品/采访者供图)
裁员的消息是11月初从媒体的报道中了解到的,但因为媒体长时间对Meta的报道都相对负面,很多人都不信。我浏览了blind上面的多种传言,有的人说最多裁员20%,说的有鼻子有眼的,内心产生了一些恐慌。
新加坡时间的11月10日晚上七点,如报道所说,Meta发布正式通告确认将裁员1.1万人。
这是一纸“死亡预告”,当天晚上,群组里有欧洲同事开始发消息说自己收到了邮件,跟大家say goodbye后纷纷下线,群组的气氛变得凝重,我们意识到可能自己也无法幸免。
11月10日晚上到11月11日凌晨,对全体Meta员工而言是不眠之夜。凌晨三点,扎克伯格在线上开启了面向全公司的讲话,我上线的时候,发现大半的同事们都在线。第二天早上6点刚过,手机一直在响,我打开就看到裁员邮件。
当时第一个想法是去问问同事们的情况,得知大家都遭受了同样的命运。我的公司权限很快就都被取消了,没办法与同事们正式告别,也没有机会问清裁员的缘由。但相比我的无牵无挂,有一位菲律宾同事带着老公和孩子来到新加坡,新加坡的开销大得多,此时她的失业对家庭经济的影响很大。
我与同事们在私下约了几次,互相加油鼓劲想办法,之前作为猎头认识的候选人也热心地帮我寻找内推机会。
公司给了4个月薪资补偿,医保续交3-4个月,余下四个月的工作签证是我的倒计时器,我剩下两个选择:四个月内在新加坡找到工作或者回国。
小半年时间中,我慢慢适应了这里的食物与天气,生活步入正轨,自然不甘心直接回国。我开始投递简历。在有些岗位需求中看到“会说中文”“了解中国市场”,发现自己作为外国人还是有一定的优势,也因此缓解了一些焦虑。
我减少了非必要的开销,考虑到外卖配送费太贵,我每日出门去食阁打包晚餐,精简生活用品,降低购物欲望,进入了不确定未来的待业常态。在Meta的前同事们都不吝啬分享他们的知识、经验,给予关照,许多个午后能与他们去咖啡厅聊聊天,相互陪伴,是不确定中比较确定的部分。
2
“经历了被收购、被裁员又被返聘的闹剧,我还是决定回到推特。”
Amy,加拿大推特,数据分析
上周是我被裁的第二周,闲着无聊,找了份送外卖的兼职。也是上周,我在推特的前老板来问我是否愿意回去工作,看到消息我觉得好笑,也有些幼稚的幸灾乐祸情绪。
之前,我在加拿大一家并不知名的公司工作了五年多,推特的HR在领英上找到我,我觉得自己“撞了狗屎运”。进入大厂一直在我的职业规划中,但自我感觉能力有所欠缺,没有自信申请大厂。因此,我格外珍惜这次机会,经历四轮面试,我在2月份拿到了数据分析岗位的offer。
(推特的入职礼包/采访者供图)
入职两个月后,马斯克与推特的收购拉锯战展开。
我的工作需要处理平台内的虚假信息、垃圾信息,通过画图表监控,通过模型进行过滤,我认为这一环在推特的产品生态中是较为重要的。也是在工作过程中,通过数据监测发现,推特并不像马斯克所说的有大量机器人账号。
马斯克在收购、反悔的反复横跳过程中,对于我们而言更像是看一个笑话。有特斯拉员工向我们评价马斯克是“大智若愚”;但也有不少同事包括高层在这期间离职,虽然没有明说原因,但大家猜测是经历了收购期间的混乱,对公司的未来预期较悲观。
一位VP安抚我们,“也许变化意味着机会”,但变化真正发生的时候,我们始终觉得不太对劲。
马斯克捧着洗脸槽走进美国推特总部那天,全体员工收到了一位高管发的邮件,大概内容是,马斯克今日到推特总部开会,如果你看到他,记得跟他say hi。邮件的语气轻松,似乎一切都很顺利。但马斯克入主第一天所裁的核心高管中,这位发邮件的高管是其中之一。
随着高管被裁,大规模的裁员接踵而来。11月3日晚上,全员收到了一封邮件,是告知的语气,没有情感上的叙述,也没有对裁员表示抱歉,仅称,“你的职位不再被需要了。”
当晚同事群组中,同事们接连发消息称自己的Slack权限消失。没过多久,我的个人邮箱收到了裁员邮件,点开Slack的时候,我看到了上一次聊天的缓存界面,过了一秒页面自动跳转到登录界面,但我知道我无法登录了,跳转的那一秒我意识到我失去这份工作了。
7个人的小组中留下了3个,工作年限长短、学历高低、工作地点永久居家或是在办公室,都有被裁员与“幸存”的,模糊的裁员标准下,员工的命运像是公司随机掷骰子的决定。
我所在的加拿大安大略省规定,公司超过50人的大型裁员,需提前2个月通知员工,推特显然没有遵守,推特只提前了两个小时。裁员补偿中,我拿到了三个月的工资,加上两个月的医保,补偿在政府规定两个月的基础上多了一个月的工资。在情绪安抚与实际补偿上,推特的措施都不尽如人意,好在我暂时没有需要工签的焦虑,存款也足够覆盖开支。
大厂的工作对我而言,像是“阶级的跨越”,现在的我有信心去申请更有挑战性的工作。但在经济环境与就业环境都进入寒冬的当下,我会担心申请不到与推特持平或是更好的公司,这意味着我需要重新建立信心,再进行一次跨越。
因此,回到推特是缓解我职业上升焦虑的性价比最高的方法。即便马斯克制造了多番闹剧,我对他作为老板的信心并不足,但我还是在四天后向推特回复,“我愿意回去。”
3
“经历过这次裁员,我担心我再也不敢申请带薪休假了。”
UU,美国亚马逊,程序员
在亚马逊工作快两年后,我第一次鼓起勇气,在想看看大海的时候任性地请了带薪休假。
请假第一天我去看了一场演出,第二天在酒店睡到自然醒刚准备化妆去海边拍照,看到大老板突然给我设置了一个下午两点的会议,我立刻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。
那天上午的等待过程堪比我等待高考成绩的那天,虽然已经知道结果,仍然怀有一丝侥幸。
会议开启后,对面是黑着脸的大老板和一位HR。HR第一句话就是“很抱歉”。当时我大脑“嗡”的一声,后续的政策内容几乎没听进去。我只知道,从今天开始,我有两个月的时间进行内部转组。如果转组失败,得到的“裁员礼包”是两个月的工资,同时,我的H1B签证有效期也开启4个月倒计时。
还没来得及收拾心情,我先收拾行李回家,结束了为期一天的带薪休假。
会后我联系了直属经理了解情况,他说组里的L4(刚刚大学毕业加入亚马逊的新员工)都收到了非正式通知,他也刚收到自己被裁员的消息。后来我了解到,整个部门裁员人数达到80%,我们组里12个人最终只留下了2个,被裁员工中有一位同事刚休产假不久。
(亚马逊位于西雅图的办公楼门前街景)
我现在再回想,所在部门去年一整年冻结招聘,做着不被看好的边缘产品,部门内几位中层相继出走,一切都预示着我们将成为裁员的重点对象之一。
在国内大学读完本科后,我原先考虑直接就业。在秋招挤破头的内卷下,虽然拿到了大厂的offer,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疲倦,并且我能够预判这样的疲倦在进入大厂后会时刻伴随着我。因此,我选择了“gap”一年申请研究生。
我为自己制定的目标是毕业后拿到工作签证,留在美国。因此即便亚马逊是科技厂的“卷王”之一,我还是接下了offer。进组后发现我所在的部门是亚马逊的“清流”,能够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。但与此同时,亚马逊的绩效提升计划(PIP)要求每年各Org (大组) 有强制性10%的淘汰率,让我时刻需要绷紧一根弦,因为丢失工作的同时我也有可能丢掉身份。
我成了部门的“卷王”。几个月前与经理面谈的时候,他提到明年有机会让我升职,我在上个月做完了能够影响我升职节奏的项目。但就像多数人说的那样,裁员不看表现,只看运气。
我对未来就业形势的预判并不好,因此我强迫自己立刻开始寻找转组机会,两三天内私信了三十几位招聘经理,多数已经招满没有招人需求,我也动用了在公司内为数不多的人际网,帮我询问哪里有空缺,能否帮助我内推。
最后,是裁员会议上那位黑着脸的大老板帮我找到了转组机会。两个星期里我在焦虑不安中度过,甚至没来得及向其他被裁员的同事们告别,下周我将进入新组。
我还记得申请带薪休假后的那天下班,我因为过于开心而向陌生的路人打招呼,他们当然也热情地回应我,当时我以为我终于在国外找到了与我形状相符、供我栖身的角落,但这次裁员过后,我担心我再也不敢申请带薪休假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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